我不玩。

小龙啊，那天你妈生下了你，我妈也生下了我，不过不知道是你妈先生的你，还是我妈先生的我。人是一批一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吧，同一批人就会很像，所以我不必那么兴奋，当我发现你和我一样。

小龙啊，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很多年，却如同没有存在过一样。他们的爱不被人接受，他们的美丽不被人发现，他们生活在地下或者灯泡瓦数不大的地方，最后好端端地死去了。我爱你，所以对你说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爱就想到死，和那种在空中飘来飘去我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它们充斥着黑夜，你我都看不到却感觉得到，就像另一个世界插进我们的世界，近在眼前却走不过去。

既然如此复杂，我们就好好相爱吧，世界从我们出生的时候诞生，在我们死的时候毁灭，我们尽量活得久一点再久一点，然后一起去找生命的真相吧！

我什么都不怕，也不用变成富人，但你教我唱歌，教我跳舞吧。如果有一天你放了我的鸽子或者我放了你的鸽子，我依然会唱你的歌跳你的舞，你也会因此而感谢我。

小龙你是我的6.28事件，有情有色，有天意，也有荒谬和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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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任何人，任何人都一样。

——任何人都一样却不太一样。

——如果你是他吗的阳光男孩，我就是他吗的阳光女孩。

李峰活腻了，我活弱了，其实我也活腻了，但我这么一说，就总有些傻比会问我为什么不去死，好象活腻了的选择就只有死一样，真是难以想象这种傻比脑子。我吃腻了包子这种形式的面点，以后我还不吃饭了啊？而且我们活着是等死的，不是找死的好吧。

在等死期间，可以选择做很多事情，最急迫的就是离开这个处处是傻比的鬼地方。

文 /查 建 英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 国，一位民 运人士，他以“颠 +覆- 国* 家/ 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1999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 国 民 主 党（C. D. 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 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 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80块钱（大约10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150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 不 同 政 见 者 流 亡 海外的困境，在天 安 门 事 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1999年 C . D . 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 人 权 组织的抗议，但法 *  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2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 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 “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13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1968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17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 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1976年，***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198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18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20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 安 门 的 学 生 游 行 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 主 女 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1989年，领 导 民 主 运 动 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 安  门 抗  议 者们在6 月 4 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 杀 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 息 反 革 命 暴 乱 的 英 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 六  四 后 的清 查 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和毛残存的信仰在6月4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3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4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 哥 是 民 主 党 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 多 党 制 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 尔 开 西 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是八/ 九 学 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 生 领 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20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4
尽管六 四 * * 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  四 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1992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1997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1998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8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44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47岁生日，我剩下的20-30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 民 主 理 想，退  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 徐 文/ 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  运 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  单 民 +主#墙。当朋友把徐 /文 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1998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 持#不 同~政+见_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 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 民+主-党（C . D . P）。徐担任了民 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 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 . D . P. 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6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13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4个安 全 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 主 党 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 C . D .  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1999年6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5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 Vaculík在1970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 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1990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 安 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 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 学 =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 安 门/事 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9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 亡 民运 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 ，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1998年成立中 国 民 ;主’ 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2002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 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 D .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20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 。”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 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 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

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 D P被提及是在2002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 翰•卡 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 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 D 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 D 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 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6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 翰•卡 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 翰•卡 姆的中文名字叫康 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 权 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1990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 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 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 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 反 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

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70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 D 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 D 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 东 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 东 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 九 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 议\ 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 议 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 议] 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 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7
自从民 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2050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改变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 人 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 C D P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C D 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C D P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 党 中 国公开成立第一个 反 对 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 D 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 D P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过魏 = 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 国 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1978年，魏只是一个28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 主 =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 露 国 家 机 密”，换来15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 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 京 [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 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 产 党。结 束 一 =党+专 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

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 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 党 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 党 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 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 （Lore 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2005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

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2008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 现 民 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 政 治 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此文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2007 年4月23日号]

原文地址：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7/04/23/070423fa_fact_zha

注：原作为英文，此中文版本是由几个读者合作翻译而成。

我最近特爱“交新朋友”。

不过我主动起来挺可怕的吧，所以除了DJ这个比我更可怕的，其他一个也没到手。

不气馁的我继续在陌生人堆里扒拉着，扒拉着。“长的差不多就行其实。”我想。

——————————————————————————

我以前不这样的，以前我觉得一个人呆着最舒服。

不用跟别人沟通，不会有任何误会（好象我一跟人沟通就会有误会）

就算挖挖鼻孔放放屁什么的也不用看人脸色，逛街买衣服呢更不会有人对我的审美观肆意污蔑

事实上她们懂个屁，我看中的东西从来不需要别人评定它的价值，

穿的时候也不会问别人“好看吗？”“怎么样？”之类的，总之这点上我非常独立自主。

但是也不好意思当面把人家批判过的物品买到手，总觉得这样两个人都会尴尬。

（可能人家也没什么尴尬的顶多在心里嘲笑我）

不过有时候我审美观确实抽象

曾经一度，我只假想一下把某衣服套在杨千桦身上会不会好看，感觉不错的话就会买。

回去以后硬是没办法把自己塞进去，几番折磨后发现重点所在：

杨千桦很平胸，这与我是天壤上的差别

(什么世道。。优点反而成了绊脚石。)

以至于那些衣服我根本穿不到，纵然适合杨千桦但她也穿不到。。

——————————我又离题了吗。——————————————————

好，现在向题靠拢。

宿舍里的小曾小黄要搬走了，以后我就是舍长了。

这几天她们都在收拾东西，我常常手拿《红楼梦》躺在床上看她们收拾，觉得很凄凉。

小黄跟我说：我走了你可能要买镜子了，还有插线板，上海那边偏，东西不好买，我都要带走的。

我说：恩没事你拿吧，这两天我出去的话顺便再买就是了。

小黄说：怎么就跟镜子和插线板是你的似的。

yeah，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威胁，有谁比我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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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跟小黄说，我本来就没啥朋友，你还要走。

小黄说，是啊，我一走，谁中午叫你起床啊。

刚说完，今天中午就果然一直睡到18点（正点下班时间）

心想妈的还真准，正好把上班时间睡过去了。

好吧，那现在就去吃晚饭吧，想来睡觉前才吃的午饭。

————————————————————————————————

最初搬来宿舍的时候看见有空床，还在想假如有一天她们都不在，我就偷偷带男生进来睡。

不过左盼右盼也等不到这一天，我便开始放弃这个梦想，昏天暗地地跟她们过面膜生活

——就是一到晚上，三个面膜鬼穿着睡裙来回在宿舍里穿梭，面无表情（缚上面膜后面部肌肉基本冻结）。

由于作息时间一致，又不是特熟的朋友（不能随意开玩笑），就只是各自来来回回做自己的事情。

一个镜子被移动到anywhere，你拿起我放下，我拿起你放下，

一个插线板上插了各种充电器，你拔了我插上，我拔了你插上。

也不怎么说话，也没有争执和矛盾。

偶尔看见谁买了新的护肤品，便相互研究一下，试用一下，感觉一下，了了。

回想起来也挺好的。

然而就要变成我一个人了，男生呢？男人？女人也行啊，大周周？

是活的就行啊。

不要GAY，能看不能动的那是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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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虚至此，有一天我甚至跟自己说还是学学英语算了。。

刚打开一个地震网站就被雷到了，我说那还是先装上金山词霸吧。

然后今天真的装上了金山词霸。又想，那我还学英语干吗啊。

——————（哈欠）————————————————————

跟子铭学新词：高清爱情动作片。

我扶墙而赞：还是低级趣味好啊。

抄一下王菲的。

所谓王菲语录（肯定是歌迷收集的）

01 答记者问: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中“你”指的是谁 ——泛指，爱谁谁
02 答记者关于童童抚养权的提问 ——判谁谁养呗
03 1999被问到新专集 ——还能怎么样，还不是上张专集那样

04 剪发后如何为洗发水代言 ——短头发就不洗头了吗
05 记者要求王菲谈谈女儿 ——我女儿有什么可说的
06 记者向王菲求证黎明是否为她砸记者相机 ——他是为了他自己
07 她说自己不是理智的人 ——怎么感觉怎么来
08 王菲如此回应粱对自己演技的夸赞 ——他从来都不说真的
09 天下无双的同事都夸王菲有天分 ——王菲：他们都把我弄晕了
10 记者:童童带给你的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反正看见她我就觉得很快乐

11 宣传前病倒，高烧，后被问及身体状况 ——还好，没什么大病，就是偶尔晕一晕
12 记者问到得知张震表示暗恋她有何反应 ——应该有什么反应啊？
13 记者问她和窦唯谁更爱吃醋 ——他爱喝陈醋,我爱喝米醋
14 台湾预言01演唱会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会有什么造型 ——肯定不穿旧的
15 拍哭戏时问怎么酝酿的 怎么酝酿？——我都忘了，反正就酝酿呗，哈哈
16 问:你平日喜爱做什么？——发呆，我钟意不想什么，或者说不刻意想什么
17 香港一个发型师批评童童的发型不好看（还是青霞阿姨带童童去弄的）——那又怎么样？他说不漂亮就不漂亮啊
18 日本记者问她对日本唱片市场是否感兴趣 ——没什么兴趣

19 你平常出外演唱也会带著童童——不一定，看看她……看看她的档期，哈哈

20.VJ朋友拿她开心“别装可爱了，你怎么样也不可爱”——我本来就可爱，还用装吗！！
21 VJ朋友拿她开心“你已经是孩子的妈哩，还装可爱”——孩子她妈就不能可爱吗！
22 脸型我觉得遥不可及，跟仙女似的太瘦了 ——你怎么知道仙女瘦啊？
23 觉得人生什么最精彩 ——我的人生还没过完呢！怎么现在问我这种问题？等我临终前再告诉你吧
24 感情失败好多次 ——我失败好多次吗？
25 受日方如此礼遇有否骄傲 ——我现在只有紧张、害怕，等我惊吓之后，才能告诉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26 王菲2002年台湾握手会前记者问菲对也握手会有什么准备 ——我洗手了
27 有次她去逛金店，碰到杨受成（小谢的老板），杨说要送她，叫她随便选。——谁要你送啦，我没钱自己买啊。

28 获得金曲奖歌后感言——我会唱歌这我知道，对金曲奖评委给我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
29.被问如何兼顾爱情和事情?
　 菲：不难兼顾, 就象你可以边看电视边吃饭.
　
30.在街头被记者有没有祝福小谢生子
　 菲：你不好问我这么多问题
　　
31. 被问香港记者用国语提问
　 菲：你的普通话真差

32. 2046北京记者会, 王菲被一名法国记者连问三个问题
　　(王家卫插嘴: 你就放过王菲吧)菲： 对, 你放过我吧.
　　
33. 寒武纪拿CASH另类歌曲大奖
　 菲：原来这歌是另类歌曲啊,我写的时候还以为是主流
　　
34. DODO姐问:其实你是一个性格不适合娱乐圈的人,对吗?
　　　菲：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性格不适合娱乐圈.
　　　　　
35.某饭局结束后,群众同志们争相合影期间 ．一小姑娘说:"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 身旁有人马上怪嗔:"就不爱听这个" 王菲笑说:“没关系，没关系，长大了就好，长大了就好。”

36.为什么这么多人里要找宽姐照顾童童? 菲:因为她肉多啊
　　
37.曾宝仪在节目中因为见到王菲激动落泪, 黄子佼要王菲安慰一下
　 王菲: 快....
　　　　
38.01年上陶子的节目,陶子说很想拍洗发水广告
　 菲:洗发水广告拍起来很辛苦,要弄湿再吹干,再弄湿再吹干...
　 陶:甩来甩去好漂亮哦
　 菲:但很辛苦
　 陶:但洗发水广告酬劳应该很高吧
　 菲:......恩..因人而异啦
　 陶子头上乌鸦飞过 全场爆笑
　 陶:太---伤---人---心---了...好,谢谢,我了解.

40.林佑威：今天王菲来我们的节目，大家都很紧张
　 王菲：我知道我名声不太好，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可怕
　
41.2000年 上陶子节目:
　 插完的花被陶子损了一通
　 王菲说：你们选的花就不好看,我怎么插的好看?
　 陶子:..........

42.菲比寻常演唱会，张柏芝向媒体表示会去观看，结果未到场只送来花篮，记者向王菲陈述此事,
　 王菲只答了三个字:"甘又点"？（那又怎么呢？）
    记者接着说:张柏芝说好欣赏你 '
　 王菲:"谢谢."
　 记者再发功,"她说看好你和谢霆锋,说你们很恩爱."
　 王菲看着记者:"你想要我说什么?"
　 记者立马闭嘴了
　　
43.演唱会后台
这都不是答记者问了，这都是跟陶子打情骂俏 那次做寿司
王菲问：你要饭吗？（问陶子要不要米饭）
陶子：　你好坏．
陶子：最后一项任务，吃掉自己做的寿司（王菲做的那个看上去很可怕）
王菲（有点不好意思）：我带回香港再吃吧
陶子：王菲学聪明了呢

44.97年
　 记者:是不是做了妈妈觉得有责任感了?
　 王菲:我一向都好有责任感

45.阿菲回答问题从来不官方,还有点冷笑话
　《英雄》记者会
　 记者：对电影中那段颜色印象深刻？
　 王菲：我都忘了（台下哄笑) ....不 ...印象深刻的....红色的那个是.....（开始想红色的是什么内容）红色的是........你刚才问的是什么
　 记者:%!%^^%$&%^&%

46.还是上陶晶莹的节目，末了，陶子送给童童一只手表，王菲接在手里却直言童童还不会看，陶子很惊讶，童童那么大了还你还不教她看表，菲说：“我教啦。”陶子说：“那就对了，你又说她不会看？”菲理直气壮地说：“谁说教了她就会看啊。 ”
　　
47.王菲到台湾做宣传，众歌迷大叫王菲名字，直至声嘶力竭，王菲大概心疼歌迷一脸错愕：“你们是自愿的还是有人逼你们？” 　　

48.15届台湾金曲奖颁奖现场,陶子说:感谢正在拍2046的王菲抽空请假来到颁奖现场(意思是王菲为了捧场给足面子),谁知道菲一脸无辜的说:已经拍完了....全场大笑(真不给面子)陶子大汗:呀，这跟报纸上写的又不一样了！还是不采访您了#$!!%%$%#$%#

49.2004年<将爱>台湾万人签常会,陶子让菲问候歌迷...菲说:来现场的都买专缉了吧(好直接).歌迷要求菲现场清唱唱《我愿意》,扭捏半天王菲说:我怕破坏经典..陶子一脸受不了的说:这经典是你创造的好不好....然后歌迷狂叫,菲一脸错愕的说:你们是真的假的...

50.SHE见到偶像王菲，Hebe激动到飙泪,要求合照:我们好喜欢你知道吗?
　 菲:我知道啊,你们那么火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51.王菲荣登女艺人收入冠军，被问及实际财产是否与报道相符时，她说：“没有那么多啦，你们这样说贼来打抢我怎么办？”

52.记者穷追不舍问王菲是否已经办妥离婚事宜，王菲把墨镜滑在鼻翼，睁着大大的眼睛，看了老记2秒，冷言到：“跟你有什么关系？”
　　
53.演唱会很成功,被问及感受:“再过5年，不管到时候红也好黑也好，我都不会再唱了，大家大可以忘了我。”
　
54.被记者问到问到现在最想得到什么,菲:智慧。
　　
55.歌迷很狂热,记者问阿菲的感受,菲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歌迷一天到晚想见歌手？”

56.唱片公司要求王菲做宣传时多笑笑。
　 菲: “无缘无故为什么要笑？多傻啊

57.在《王菲01》“气势菲凡”万人签唱会上看到范晓萱，ASOS又蹦又跳的唱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后菲感叹到“我承认我老了。”

58.记者问王菲抽烟影响唱歌吗,菲:我觉得自己的嗓音始终太干净了，有些东西诠释起来比较差一点，我知道对我不好，我尽量少抽吧
　　
59.看到模仿她造型的男模特，支持人以为王菲会爆笑，谁知她不紧不慢地走向男模，戳了戳他的假胸，很吃惊的说：“你比我更女人！”　　

60.凭《重庆森林》获得威尼斯影后时被问到获奖感言。
　 菲 :太奇怪了！”
61.有记者问菲怕不怕这里的老鼠，菲笑着说“我惊你胜过惊老鼠了！”

62.是95年的台湾金马奖（可能是95）她和张学友一起当颁奖嘉宾。上台之后，她突然忘记了套好的词，就站在台上想，张学友好心要帮他原词，她却说“不用，我想想”（是对着麦克风说的。。）于是全场一片寂静，都等着她想词，可是还是想不起来。哈哈，她就笑笑“想不起来，我们颁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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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流行起大头贴的时候大家都很爱拍，拍完全贴在一个漂亮的小本子上，今天找出来翻拍了一下放上来。

这张是2004年春天。yuyu和王欣都拍的超难看，可是里面的我也太美了，怎么能够不放上来。除了脸有点大之外还真没得挑啊，看到这个是我的女孩儿，总觉得她的名字应该叫做“婷婷”之类的吧。

其实yuyu满美的，这张是她刚上大学那会儿吧，02年左右。

既然上一张假设是2002年的，那这张就设为03年的吧，不过万一是05年的也不足为奇。反正总之，yuyu是挺好看的吧。

看，又是yuyu，这个姑且算做是.....2002年冬天左右吧。

终于可以确定描述日期了，这是05年初。我和yuyu的pose还真够单调的。。而且我好圆啊。

这张用来结尾吧。

学生时代啊从脸都可以看出来，单纯得不像话，即使这样也还是很会装婉约。但无论如何我是不太向往过去的，与年轻的我相比，我更爱我现在倍受摧残的容颜。现在好，将来变更好。

那么，就再结一次尾吧。。

跟不搭调的人说话还真是火星撞地球，急得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什么世道啊，这人与人沟通怎么就这么难啊。像DJ这种人，还真是可远观不可搭讪焉。是代沟吗，是学历吗，是留学过与没留学过吗，是有配偶与没配偶吗，是他吗什么原因啊。

今天还扯一大逼淡，我说我爱GAY，他说他认识很多GAY，我说咋认识的？他说在英国留学时候的同事。我说哎呀，难怪你的英文听起来有点怪，他说怎么怪？我说我们一般老百姓都是听美国口音比较多。言外之意你是英国口音啊。其实是美国口音英国口音我他吗哪分辨得出来啊，就是借个蛋来扯。结果他说，是吗？别人还都说我美音比较重呢，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我愕然，别人都说你美音重啊，那应该就是美音重了。。。（出于面子没表达出来）

日子啊真是乏善可陈，无聊的我直想贴裸照，现阶段身材暂不允许，等身材好了吧。

就怕那时候我又不无聊了。

无聊的日子也是应该珍惜的啊。

a牙，这两照片放一起摆明了告我处理过。。

不过yeah，听我的，如果照片处理后比处理前好看，就一定要处理，人活一辈子不容易，个照片要那马真实干吗，又不是通缉犯儿。

今天我发现了穿高跟鞋的秘诀——就是先买个极高的来穿，让自己痛不欲生，然后再穿无论虾米鞋都会像踩在云端一样舒服。好比我，买了个10cm的，现在的我高大为猛鸟瞰四方，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

关于作者CMJ：

【原名】：龚鼎

【性别】：男

【生日】：6.19

无神论者，无党派人士 ，伪愤青

【兴趣】：女人，文学，电影，篮球，中国摇滚

【厌恶】：假道学以及国产欧式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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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J目前主要作品列表：

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3部曲》

《不亮传》

《过马路》

《FEEL GOD》（上帝保佑）

《MY STRUGGLE》（我的奋斗）

《BOUDICCA》

《THE SUN ALSO RISES》（看上去很美的太阳照常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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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人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田原现在是环保女，每天换不同的破布衣服穿，去了西安，每天都更新，好象心情美的不行。

不知她能不能喝到我想念的山揸稀饭。